当前位置:首页 / 智库建设 / 程序法学 / 正文
智库建设

轻微刑事犯罪和解试点工作中的问题思考

2012/7/29
 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又称受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它的基本涵义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主持调停机关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对于和解协议,由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加害人刑事处罚的依据。刑事和解,作为我国近几年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新事物,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和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检察机关的形象做了正面强化。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刑事和解毕竟是新事物,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

  一、刑事和解协议的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规定,刑事和解的内容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并向被害方赔礼道歉;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赔偿形成书面协议且履行完毕;被害方书面要求或者同意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但是,和解是否只包括民事赔偿?能否包括其他的民事协议?笔者在实践中碰到这么一个案件:女婿(入赘)与岳父因家庭琐事起纠纷,岳父嫌女婿好吃懒做,对自己的女儿不好,女婿和岳父发生扭打,用刀将岳父割成轻伤,女婿与岳父的矛盾已经到无法共同生活的地步。案件到审查起诉阶段,女婿的辩护人提出要与受害人刑事和解,岳父的唯一要求就是女婿和他女儿离婚,这个要求是否合法?

  刑事和解是被告人和被害人主体意愿的体现,也是公权力(立案权、起诉权等刑事追究权)对私人权利范围适度让步的产物。[1]换言之,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有无决定了其能否请求司法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在诉讼上,和解系处分权主义所衍生的机制,它要求当事人对和解标的具备处分权,而且要求这种处分权必须是实体法上允许自由处分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否则,程序法上不得进行和解。[2]同样,刑事和解的适用也必须以被害人具有刑事实体处分权(或称“决定权”)为前提。

  (二)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

  所谓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是指刑事法律关系中的被害人所享有的自主决定是否放弃或部分放弃专属其个人的实体性权利,从而直接影响加害人刑事责任认定的权利,其实现途径主要包括亲告罪中的告诉、被害人承诺和刑事和解。[3]通过分析,上述案例中丈人无权提出女婿与女儿离婚的和解内容。从我国现行婚姻法确定的原则分析,婚姻自由是指结婚、离婚自由,是男女双方当事人自己决定,不受家长或他人干涉。

  (三)和解协议的第三人介入

  刑事和解协议,既是对该加害行为作出刑事最终处理决定的重要基础,又是加害人与被害人就民事部分达成的一致协议。按照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锁,具有相对性。但是在订立时,第三人参与订立,设定权利、义务也是允许的。因此,第三人可以介人和解协议的订立,并且承担一定的义务。

  二、被害人承诺的效力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将被害人要求司法机关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作为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一般要求被害人提供书面的承诺。有观点认为这可以形成对私权利的约束。[4]然而,是否能够实现这一目的,却是不无疑问。这是因为,被害人所提交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书面申请,只不过是对被害人构成一种心理上的约束。实践中,存在检察机关信赖被害人作出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承诺,并依据该信赖作出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而后被害人反悔了。

  (二)被害人承诺效力不明确的原因

  原因一,加害人欺诈。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制造假象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并与之签订和解协议,在得到司法机关的从轻处理或者不处理之后,再次刺激被害人。被害人提出反悔,要求重新甚至加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也就在情理之中。

  原因二,被害人欺诈。对被害人的谅解只能考察到他的形式上的意思表示,因此,不排除有的被害人作出表面上的谅解,其目的并不是真正原谅加害人的行为,而仅仅是为了尽快得到加害人的经济赔偿,待经济赔偿到手后则以种种借口向司法机关提出反悔,要求继续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

  原因三,被害人受外界不当压力。虽然外界不当压力的来源和方式不同,但最后都使被害人迫于压力,违心地作出了同意刑事和解的意思表示,一旦被害人恢复自主意识,必然向司法机关提出反悔。

  (三)国家的认可、决定权

  刑事和解本质是先民后刑,体现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5]追诉犯罪本是国家的职能,这一权力具有不可交易、不可让渡的特性,因而即便社会的自我调整和净化能力得到了国家的尊重,仍然需要以特殊的形式加以承认才可能具有法律效力。[6]对被害人承诺效力的明确需国家机关介入,进行审查,后作出判断。

  对于第一种原因,其本质上违反适用和解的基本前提,且未消除或者降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当出现反悔时就应当撤销原决定,重新提起公诉。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对社会自我调整和净化能力的尊重。从犯罪构成与刑罚理论看,适用刑事和解免除或者减轻加害人罪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通过真诚悔过、积极赔偿、得到被害人及其相关群体的谅解,使其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消除或者大大降低。

  在行为人基于原因一作出的同意和解的意思表示,很明显非其自由意志的真实表示,违背了刑事和解必须遵从被害人自愿的原则,而且加害人悔罪只是一个假象,更进一步表明加害人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仍然存在。如果被害人能就上述事实满足举证责任,即可基于新的事实或证据出现重新启动诉讼进程。即使检察机关已经作了不诉决定,受害人可以通过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或者提起自诉来寻求救济。

  对于原因二,检察机关应维持原决定。在仅有被害人欺诈的情形中,并不影响加害人人身危险性的消除或降低,加害人的社会危害性或者刑事违法性已经和解程序得到处理,因违法行为造成的社会秩序已经或者趋于恢复。这是其一。其二,若仅因被害人的欺骗便判断和解协议的无效从而对加害人重新予以处罚就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对加害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精神。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是一项为现代各国所普遍确立的刑事审判原则。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项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加害人就自己的犯罪行为给予被害人一定的损害赔偿,检察机关据此而作出从轻处理的决定,这是对加害人的一次有效处理。若检察机关仅因为被害人的欺骗而撤销对加害人先前的从轻处理决定并再次对加害人作出较重的处理决定,在加害人无任何过错且已履行或承诺履行和解协议情况下,这无疑又是对加害人相同行为的又一处罚,违背了对同一行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精神。对于此中情况达成的协议,可以借鉴法国的做法,经过刑事调解达成的协议对双方当事人都有强制力,当事人应当履行,当事人也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7]

  三、刑事和解的预期效果与实际结果的偏差

  刑事和解目的在于化解双方矛盾,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2007年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的第1条就表明制定该规定的目的是“为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服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然而,刑事和解制度还处于探索过程中,其实际运行的效果与预期目标有时会存在有些偏差。

  (一)犯罪预防消弱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人事前即可知悉犯罪后果,而在权衡之后决定是否采取行动。如果当行为人预计可以通过赔偿来逃避刑罚,则可能更积极主动地实施犯罪。刑事和解会削弱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这早已成为共识。但是刑事和解的特殊预防效果也不容乐观。特别是,当刑事和解制度化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有了赔偿损失即可不予追诉的司法预期,在此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在支付高额的赔偿并拿到不起诉决定书之后很可能会视为理所当然。另外是一些未成年人轻微的侵财犯罪,由于我国的配套制度,如社区矫正机制等还不完善,加之未成年人心理还未完全定型,容易再次走上犯罪道路,实践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因为在刑事诉讼程序外部,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也都可能影响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功能。归纳起来,主要有贫困救助机制、心理矫治机制、法律援助机制、社区警务机制等。[8]

  刑事和解的预防犯罪效果消弱,意味着刑事和解的法律风险大大增加了。同时,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审查起诉的法定期间本来就比较短,而决定启动和解程序还必须给双方协商、检察长和检委会审批等留下充分的时间,这样,对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悔过表现等因素的判断就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实践中,有时由于案件的积压,承办人阅卷和讯问的时间尚且不够,就更谈不上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考察了。

  (二)检察官地位的尴尬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制定上述规定,是检察工作的创新和尝试,下级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也在认真、积极地履行。但是正是因为刑事和解制度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使得检察官的地位很尴尬。若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受害人反悔了怎么办?案件已经提交审委会讨论了,再把案子拿回来,会不会不理解?再如前面所述,办案期有限,对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悔过表现等因素在短时间内判断,会不会出现失误?如果失误了这个责任由谁承担?刑事和解的犯罪预防效果不甚理想,如果不诉的犯罪嫌疑人再次犯罪了,是不是意味着刑事和解的失败?会不会给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以压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检察官权力的不当使用及滥用?[9]还有司法资源有限,一方面案多人少的矛盾非常突出,名一方面刑事和解比一般的诉讼更花时间,刑事和解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矛盾?总之,检察官积极推动刑事和解工作的愿望与种种顾虑相冲突。虽然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规定可以由其他组织来进行和解,但是由于案件的保密性以及时间的短促,一般是很难找到其他的和解方式。如何对检察官进行准确定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社会公平受到质疑

  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刑事和解绝不是只为少数富有者设计的制度,但是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和解规定将“犯罪嫌疑人赔偿并履行完毕”作为相对不起诉的重要因素,这种经济因素的引入可能导致社会公平问题,尤其在目前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实践中,不具备赔偿能力的犯罪嫌疑人的处境值得关注。既然我们承认相对不起诉的关键因素是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那么就不应当允许赔偿能力因素对刑事和解产生过多的影响。社会上甚至存在“花钱买刑”的误解。一般认为刑法有三大价值:公正、谦抑和人道。[10]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对刑法甚至是法律的基本价值公平或者说是公正构成挑战。

  四、结语

  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受到人们的关注。诚如陈瑞华教授所言:“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的刑事司法改革试验,刑事和解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家们倡导下的产物,而是各地公检法机关进行制度探索的结果。这种探索与其说是在某种理念指引下所作的改革努力,倒不如说是建立在一种利益兼得基础上的制度调整。”[11]笔者在此也只是结合工作实际,对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并没有给出高明的解决方案,希望上述问题能够引起学者及制度制定者的重视,探索更好的解决方案。
【注释】
[1]陈光中、葛林:《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第9页。
[2]杨建华、王甲乙、郑健才:《民事诉讼法新论》,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491页。
[3]殷凯桦:《论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华东政法学院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4]白世平、纪丙学:《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实证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6期。
[5]陆正明、陆健:《论本土刑事和解的构筑及检察职能的正确运用》,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4期。
[6]于志刚:《论刑事和解视野中的犯罪客体价值》,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1期,第101页。
[7]罗结珍:《法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刑事调解与刑事和解》,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3期。
[8]雷小政:《刑事和解配套制度的实证分析与立法完善》,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7期。
[9]崔进文、叶芊:《刑事和解法律监督问题研究》,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5期。
[10]曾粤兴、李霞:《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兼及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9期。
[1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分享到:

研究人员

查看更多+

戴玉忠

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到检察机关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副厅长......

政策法规

查看更多+
  • 2017-11-30 test
  • 学术著作

    查看更多+

    《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 通纂(上下卷)》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北京大学刑 事法律研究中心/组织编写

    2017-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