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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定位与司法适用

2012/7/31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定位

  刑事政策是一定社会对犯罪反应的集中表现,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灵魂。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我们应当在当前社会发展与犯罪增长的时代背景下,将它置于刑事政策体系之中,通过与其他刑事政策的比较,明了其背景、定位、内容与重点。

  首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比较,涉及到如何认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新”与“旧”。对此,一派观点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二者之间属于一脉相承,“宽严相济”本身并非一种新的刑事政策;另一派观点认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之间形似而神不似,属于新的刑事政策[1]。笔者认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基本政策的调整与发展,这一观点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新世纪、新阶段国家提出的新的刑事基本政策;第二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调整与修正。比较两个刑事政策可以发现,虽然两个政策都包含轻与重、严和宽的内容,但是不难发现它们其实是不同的两个政策。

  第一,时代背景与政策定位不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应对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犯罪汹涌浪潮而提出的,而这一萌芽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刑事政策,单纯强调与犯罪作斗争,而且更多地是从分化瓦解敌人的思路考虑处理犯罪问题,所以具有较明显的对敌斗争色彩[2]。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我们对于犯罪这一复杂社会现象有了全面的、科学的认识;随着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走向完善,我们对于应对处理犯罪问题以及相关问题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所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则有新的立意和新的思路。这一政策要求将犯罪问题视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强调要着眼于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的大局,要致力于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的目标,要做到正确把握和科学掌握宽严和轻重的原则和尺度,要运用综合手段遏止、控制和防范犯罪。

  第二,表述方式和侧重基点不同。已有学者研究发现,在政策表述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惩办在前、宽大在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宽在前、严在后[3]。位序的变化在规范学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往往表明优先次序的差异与强调程度的不同[4]。而两个刑事政策表述方式的细微区别,表明这并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反映了两个政策不同的重心所在。即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侧重点是“惩办”,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侧重点是“宽”。刑事政策的侧重点直接影响司法倾向。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指导下,刑事司法处理案件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重惩办”倾向,而“严打”政策提出后,这种倾向更为突出,“将惩办政策的一面张扬到一个极端”[5]。这种重惩办的倾向,一方面表现在惩办犯罪尺度掌握严格,例如“可捕可不捕的捕”、“可诉可不诉的诉”、“可判可不判的判”。另一方面表现在宽大犯罪适用范围狭窄,只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和部分轻罪等少数犯罪。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角度,强调了“重宽缓”的倾向,要求善于依法掌握司法尺度,以有利于被告人认罪悔罪、改过自新为出发点,对于“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可不判的不判”,而且宽缓适用范围并不限于未成年人犯罪、一般轻罪,而扩大到因民事纠纷激化而引起的刑事犯罪。

  其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打”方针的比较,也涉及我们正确理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严打”方针是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是党和国家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时为打击某几类严重刑事犯罪而制定的,由司法机关为主要执行主体的、以从重从快为基本要求的、以运动和战役形式存在的一种具体刑事政策。“严打”方针是我国应对社会转型时期犯罪浪潮的必然选择。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严打”方针成为我国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均发生实际作用的刑事政策。

  我国司法实践证明,“严打”方针具有当然性,但是司法实践同样证明,“严打”方针具有局限性。因此,当前,党和国家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是对“严打”方针的否定,而是对“严打”方针的吸纳。也就是说,“严打”方针内容被纳入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框架中,其中“严打”方针主要精神就体现为“严”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矛盾,“严打”就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重惩处。所以,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意味着对“严打”方针的放弃,而是要求在宽严相济的框架中坚持“严打”方针,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片面追求从严惩处,从而做到严中有宽,更好地发挥“严打”的作用[6]。因此,笔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其实是对“严打”方针的替代,“严打”方针内容不仅应当而且可以被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吸收和包容,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替代“严打”政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我国刑事政策追求科学性和有效性的表现。

  综上可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不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名词的简单置换,也不是对“严打”方针的否定,而是党和国家新提出的指导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重要策略思想。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运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基本刑事政策,是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方面的策略思想,但是对刑事司法的指导更为直接一些。当前,如何在刑事司法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此,笔者做出以下思考。

  (一)调整观念,刑事司法工作不仅要维护社会稳定,而且要促进社会和谐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法工作不仅要着眼于社会稳定,更要着眼于社会和谐。将政法机关的工作标准定位在促进社会和谐上,中央的这一新精神我们应当深刻领会。

  当前,我们不仅要勇于面对刑事犯罪增长的严峻形势,依法惩治各种犯罪行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而且要善于应对各种矛盾纠纷激化的复杂形势,妥善裁处各种刑事案件,努力消解、平息社会矛盾。也就是说,刑事审判工作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应当承担促进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这就要求刑事法官在审判时既要有实现公平正义的意识,还要有增加和谐因素的意识。

  犯罪是社会不和谐因素,通过刑事审判对犯罪人依法定罪量刑,是刑事正义的要求。但是根据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不能就案论案仅此而已,还要尽可能地处理好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关系。例如,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促成犯罪人赔偿被害人损失,缓解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如,对于犯罪人的家属予以必要的尊重和关心,以减少他们的怨恨和对抗情绪。这些司法人文关怀就是增加和谐因素之举,其本身也体现了公平正义。

  (二)审时度势,刑事司法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要符合犯罪自身的特点

  刑事司法不仅是法律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也是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们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应当明确所谓宽与严的标准和轻与重的尺度,是相对于一定社会条件和犯罪形势而言的,需要刑事法官以清醒的政治头脑和高超的法律智慧,审时度势,慎重掌握。武侯祠有一对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用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虽是治国理政之理,但是个中道理同样适用于刑事司法,不审时度势,则宽严皆误,表明刑事政策的宽与严都是服务于一定条件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需求的。

  《韩非子.五蠹》有一句话“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信而行也。故事因于世,事信适于事”。这就是说,法律惩罚很轻,并不是因为司法者的仁慈;惩罚很重,也不是因为司法者的残暴,而是根据案件的情节和社会的形势决定的。所以,治理犯罪要取决于社会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的措施也要适应事物本质规律,才能达到预期目的。这也说明了理性认识犯罪形势以及发展趋势,对于刑事法官正确掌握刑事政策十分重要。

  西方国家实行“轻轻重重”刑事政策,但是在不同犯罪态势下,轻轻重重又具有不同的侧重,例如,在社会发展较为平稳时期,强调的是“轻轻重重,以轻为主”;在犯罪大幅增长时期,则转变为“轻轻重重,以重为主”。美国基于反恐需要,已实行这一强硬的刑事政策,这也说明刑事政策是随着社会发展和犯罪现实而不断调整的。

  (三)把握本质,正确理解和善于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基本刑事政策,对于刑事司法来说,其指导作用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总体指导,着重于刑事司法倾向的把握;二是分类指导,着重于不同性质犯罪的区别对待;三是具体指导,着重于具体犯罪如何掌握轻重尺度。

  一是把握刑事司法总体趋于宽缓的趋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刑事司法在认定和裁处犯罪时应当倾向于相对宽缓,要求使严厉的刑事惩罚只适用于严重的刑事犯罪,鼓励适用相对轻缓的刑罚、非监禁刑、非刑事化措施裁处一般刑事犯罪和轻微刑事犯罪。刑事司法由严趋宽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和激烈化特征有关。当前由社会对抗性矛盾引发的危害国家政权、破坏社会安全的刑事犯罪虽然时有发生,但是相对于由社会非对抗性矛盾引发的刑事犯罪还是少数。当前除了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矛盾引发的犯罪占了很大比例外,因下岗失业、劳动争议、生活贫困、管理冲突而引发的刑事犯罪同样为数不少。发生这些犯罪,与社会矛盾的积累有关、与社会管理不善有关。如果我们在刑事司法中一味强调严惩重判,那么很难达到使犯罪人服罪的法律效果,也很难达到使有关矛盾冲突缓解的社会效果。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主张相对宽缓裁处因非对抗性矛盾引发的刑事犯罪,就是考虑到当前犯罪原因的复杂性,着眼于消解社会怨恨和对抗情绪,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二是轻轻重重区别对待。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刑事司法区别不同性质的和不同种类的犯罪。对于严重刑事犯罪,强调一个“严”字,对于一般刑事犯罪注重一个“宽”字,而宽严的裁量与把握则要根据犯罪形势以及具体案件情节,强调一个“济”字,“济”有协调结合之意。具体地说,对于严重威胁国家政权、社会治安秩序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主要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应当坚决依法严惩。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轻缓犯罪、偶发犯罪以及因为民事纠纷而引起的一般犯罪,则要依法从轻、减轻处罚。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同时,立足社会实际需要,协调重罪与轻罪适用法律宽与严的平衡,对重罪不能严厉过度,对轻罪也不能宽大无边,应当宽严有度,形成良性互动。

  三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在裁量具体犯罪时,同样也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有学者指出,轻缓分为两种: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前者是指轻罪依法依照政策应当轻缓处理,后者是指即使属于严重犯罪,如果具有法定从轻或者酌定从轻情节,也应该选择相对较轻的刑罚,这对鼓励犯罪人悔罪自新具有积极意义[7]。另外,对于因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在适用刑罚时,也要根据不同案情具体掌握宽严尺度。犯罪情节一般的、后果不太严重的,应当依法宽缓裁处,但是后果特别严重的,情节特别恶劣的,尽管属于民事纠纷所引发的刑事案件或者具备被害人有过错情节,也要依法严处。

  正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高超的司法智慧和刑罚艺术。所以,我们不仅要正确理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且要善于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样,刑事审判工作水平才能进一步上台阶。

  (四)关注和谐,积极探索促进社会和谐的刑案处理办法

  一般认为,刑事司法只有刚性,没有柔性。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则提出了刑事司法工作也要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的要求,也就是说,刑事司法也要刚柔相济。这就要求刑事司法在审判犯罪的同时,应当注重修补恢复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笔者认为,当前在刑事司法中应当重视开展以下工作,这些都是减少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之举。

  一是加强与完善刑事调解工作,促进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刑事调解是指刑事自诉案件调解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刑事调解是国际上盛行的恢复性司法的有效方式,对于促使犯罪人悔罪,赔偿被害人损失,缓解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效果。笔者认为,在刑事司法工作中应当重视这一工作,我国目前刑事调解规定比较原则,需要制定操作规范并且大力推进。

  二是推动建立严重暴力犯罪被害人救助基金制度,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犯罪人无力赔偿的情况下,由政府和社会对被害人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以体现国家的人文关怀和责任承担,是许多国家实行的一项法律制度,是刑事司法实现对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具体行动。我国目前这项制度阙如,建议推动建立这一制度。

  三是重视适用非刑事化处理办法,尽力缓解一些社会矛盾冲突。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这一非刑事化处置措施也是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我们在裁处一些因为民间纠纷、失业贫困而引起的刑事案件时,对其中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案件,应当尽量依法予以免于刑事处罚。当然,同时需要做好相关工作,使被告人悔过自新。也就是说,刑事审判思路应当从“可判可不判的判”转变为“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尽量减少刑事处罚数量。

  四是注重运用非监禁化措施,使犯罪人在社区得到矫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对于轻罪罪犯以及被监禁改造表现较好的罪犯应当尽可能地采用非监禁化措施。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非监禁化措施既包括管制、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非监禁刑,也包括缓刑、假释等监禁刑的变更措施。非监禁化措施也是惩治犯罪改造犯罪的刑罚方式之一,对轻罪罪犯进行社区矫正是一项有利于轻罪罪犯悔罪自新的有效方式。我国于2003年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

  总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它的提出和贯彻,意义并不限于刑事司法领域,而是具有保障社会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意义和积极作用。相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将会不断彰显这一政策的效力和魅力。
【注释】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1]2006年在四川绵阳召开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研讨会曾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地位、作用做了集中的讨论。
[2]高铭暄教授早年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解读可以说明这点。他认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同犯罪作斗争的基本政策。这项政策是从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使命出发,根据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中存在着不同情况而制定的,它对争取改造多数、孤立打击少数、分化瓦解敌人,有着重大的作用。
[3]参见黄京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含义和实现方式》,http://www.criminallaw.com.cn。
[4]例如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的刑罚是“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规定放火罪造成严重结果的刑罚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其实表明了立法者对于如何适用刑罚的不同态度,对于故意杀人罪是侧重于选择死刑,对于放火罪侧重于选择10年以上有期徒刑。
[5]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载《刑事审判法官培训讲义》,第104页。
[6]陈兴良:《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光明日报》2006年12月11日。
[7]参见前引[5],陈兴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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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到检察机关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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