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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监督与控辩平等探析

2012/8/1
 一、法律监督与控辩平等的含义

  在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由此,人民检察院成为维护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专门机关,依法实施法律监督是基本职责和职能。根据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法律监督发挥作用的特点,是通过法定方式督促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定主体自行纠正违法行为。人民检察院实施法律监督的范围,既包括刑事诉讼活动、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也包括特定国家机关的非诉讼活动。

  本文所说的法律监督,专指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审判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监督。这项法律监督,是人民检察院法定职责之一,是对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检察院履行宪法赋予的基本职责的必要途径。具体地说,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范围,不仅包括对人民法院执行刑事程序法(刑事诉讼法)的全过程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而且也包括对人民法院适用刑事实体法(刑法)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而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全过程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范围,不仅包括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案件的受理、审查、审判和作出判决或者裁定的各个审判阶段执行该法的有关诉讼原则、诉讼制度的规定是否合法的监督,也包括对其运行每一审判环节的诉讼程序是否符合该法有关规定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适用刑法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范围,不仅包括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是否有罪、犯有何种罪名的犯罪作出的判决或者裁定是否符合刑法的有关规定,而且也包括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是否予以处罚和处以何种刑罚是否符合刑法的有关规定。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实施法律监督的方式,依法根据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可采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提出检察意见、建议或者抗诉督促违法机关纠正违法行为等。虽然不论哪一种监督方式对于违法机关纠正违法行为均不具有强制力,督促纠正违法行为的力度有所不同,但这对于及时提醒、促进人民法院严格执法,提高司法公正和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于控辩的认识,笔者认为,两者各自有特定的含义。严格意义上说,刑事诉讼中所说的控和辩,控是指控告犯罪的主体所进行的控告,辨是指被控告主体针对控告所进行的反驳和辩解,这包括被告主体自行辩解和其辩护人所进行的辩护。这涉及刑事审判阶段控辩双方各自主体范围、公权和私权的配置、行使的程序以及相应的法律保障。据此,这里的“控”,指控告主体将认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主体提交管辖法院并请求对其进行审判和依法定罪、处以刑罚的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对于公诉案件而言,不同国家控告主体不尽相同。有些国家法定控告主体是检察官,而我国是人民检察院,各自均拥有国家赋予的控告权,即公诉权。这种控告权,是国家权力,具有强制力,行使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等由国家给予充分的保障。通常,公诉案件是比较严重的犯罪,危害的不只是被害人的个人利益,更多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被害人依靠自身能力难以追诉成功的案件。因此,对于公诉案件的控告,由国家设置的专门机关,即检察机关承担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被害人是这类犯罪的直接受害人,因此,在有的国家,被害人在法定条件下,拥有直接向法院控告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行使程序上的法律保障。

  这里的“辩”,指被控告主体在被提起公诉后,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针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所进行的反驳和辩解。辩护的主体,不仅指被告人,也包括被告人自行依法聘请的律师或者委托的其他法定辩护人,还包括法院依法为其指定的辩护律师。

  关于控辩平等应有之意,笔者认为,应当指在刑事审判立法和司法中,为被控告方提供维护合法权益所需的机会和保障,与为控告方提供维护国家、社会和被害人合法利益所需的机会和保障,应一视同仁,不偏不倚。这包括为控方配置控告犯罪和予以证明的权力,以及为这些权力得到充分行使所需要的机会、场合、途径、条件、时间和提供相应的可操作的具体程序保障的力度,与为辩方配置的针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进行陈述、反驳、证明无罪或者罪轻的辩解权利以及这些权利得到充分行使所需要的机会、场合、途径、条件、时间和提供相应的可操作的程序保障的力度相比,两者不相上下。与此同时,对于处于弱势的辩方,更要注意弥补控辩先天的失衡,保障审判公平公正,即以程序公正达到最大限度的实体公正的实现,而不是指控告方拥有的公权、保障与辩方拥有的私权、保障,在数量和措施上完全相同。

  控辩两者的地位,在刑事审判阶段的平等,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两者的差距,只能是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司法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法制的不断完善而逐渐缩小。即便在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刑事诉讼中作为控告主体的检察官与被告人同是诉讼当事人,他们的诉讼地位在法律上被认为是平等的,但由于检察官控告犯罪是代表国家,行使控告权所具有的强制力和保障是任何被告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控辩两者的这种差别,决定两者不平等是绝对的。正是基于此,在《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完善和执行中,应当并需要切实地贯彻控辩平等的理念,为辩方配置充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诉讼权利,并且要最大限度保障这些权利的行使。

  从控辩的内在本质上看,可以说两者是对立的,但它们却是一对能够解决的矛盾。不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刑事司法实践看,对于公诉案件而言,由于控告主体的权力、保障和辩护主体的权利、保障存在天然的失衡,如果对这种公权、私权的配置和保障,以平等理念为统帅、原则进行适时调整,在审判阶段导致的弊端必定会不断减少,即使不能达到完美的理想境地,也能够在防止司法不公的最后防线上提高保障审判公正的系数。笔者认为,控辩平等的刑事诉讼主张、理念的提出,根本缘由在于刑事诉讼中辩方先天处于弱势。因此,控辩平等的理念符合人权保障的要求。从人类社会、法制纵横发展变化史看,可以说,控辩平等的刑事诉讼主张,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微观上,是实现刑事审判公平公正的需要;宏观上,是实现刑事司法公平公正的客观要求,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

  在我国,虽然《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将“控辩平等”规定为诉讼原则或者诉讼制度,但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阶段公权和私权的配置和保障的许多规定看,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控辩平等”的立法理念。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保障力度不断得到强化,刑事审判公正水平也不断提高。就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看,该法关于控辩权力、权利及保障,虽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差距,但基本上是对等的。例如,公诉案件第一审采普通审判程序审理,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判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宣读起诉书后,被告方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证人作证后,当事人、辩护人和公诉人经审判长许可,同样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辩护人和公诉人同样可以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于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对于证言、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的意见,审判人员都应当听取;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定当事人和辩护人也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出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对于证据和案件情况,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辩论终结,被告人有权最后陈述等。又如,以简易程序审判公诉案件,虽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但被告人可以就起诉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和辩护。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的,被告人和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相互辩论。再如,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认为有错误可以依法抗诉,被告人和他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可以上诉,被告人还可以委托辩护人为其提出上诉等。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刑事诉讼法在体现控辩平等的理念方面,还存在某些不足,特别是对辩方权利和行使保障还缺乏应有的力度,急需补救。例如,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直到案件被提起公诉,还难以获知指控犯罪事实和指控证据的具体情况。又如,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1项规定,对于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只要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判,人民法院就可以采用这种程序进行第一审,而不必征求被告人的意见。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而被告人却不能缺席。在法庭上,虽然被告人对于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犯罪可以陈述、辩护和作最后陈述,但法庭审理不受普通审判程序必须履行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这样,辩方在普通审判程序中享有的其他诉讼权利就无法行使。这种情况,实际上使得人民检察院公诉权与人民法院审判权集于人民法院一身。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辩方的一些诉讼权利被剥夺了。这类情况明显地反映出控辩不平等。再如,第二审程序中,人民法院对于辩方依法上诉而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案件,只要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的,不论辩方是否同意,依法可以决定不开庭审理。这样,第二审变成了书面审,辩方的许多重要诉讼权利因此无法行使。人民法院对这类案件书面审理的结果,虽然不会给被告人加重刑罚,但往往是维持原判,显然不利于辩方维护合法权益。但是,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由此可见,人民法院第二审是否开庭审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民检察院是否抗诉。这种审判程序适用上的不平等,容易导致实体的不公正。被告人在受到审判之前,他的行动自由往往已经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即使被起诉后其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指控犯罪事实材料、会见被告人,但辩护的力度将由于时间、手段等方面在此前受到的制约而受到影响。如果辩方再失去在法庭上同控方进行辩论等机会,合法权益就更难以得到维护。立法上和司法中的这种状况,无疑需要在今后对《刑事诉讼法》的完善中和司法人员的执法中得到切实弥补。

  从总体上看,笔者认为刑事审判的立法和司法,重视、强化辩方诉讼权利及其行使的保障非常重要,主要缘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弥补控辩主体诉讼地位先天不平等的客观需要。

  如上所述,在我国,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案件的控告主体是检察机关。虽然检察机关的控告职权由检察官行使,但检察官不是诉讼当事人。因此,控辩双方在权力与权利的属性、特点和行使保障上存在的上述差别,再加上这一特点,与当事人主义的国家相比,双方诉讼地位存在的差距更大些。这在客观上使得被告方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处于弱势地位更加明显。因此,在立法和司法中,需要尽快弥补这种失衡,否则,将会继续影响刑事审判公平公正。

  第二,这是人民法院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刑法,提高审判效率和实现人权保障的需要。

  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审判阶段是刑法能否得到正确适用的关键环节。人民法院要想做到正确、及时地适用刑法,无疑首先必须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要做到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只能或者说主要是在通过法庭审判对人民检察院指控犯罪事实、证据进行审查和核实之后。“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司法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控告只是反映事物的一个方面。因此,法庭还应当知晓并查明事情的另一面,这同样需要一视同仁地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的意见,保证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条件进行口头或者书面的陈述、举证、反驳和辩解。必须看到,犯罪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往往是已经发生的事,而审判人员查明真相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因此,即使案件事实和证据经过立案、侦查和审查起诉三个诉讼阶段的多次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的核查,仍然难以确保控告的犯罪事实和证据都是绝对真实可靠的。由于被告人最清楚自己是否实施了控告的犯罪,所以,审判人员只有充分听取和查证核实控辩双方提供的事实和证据,才可能明瞭案件事实真相,才可能对于控告事实是否是犯罪、犯罪是否是被告人所为、被告人实施了何种罪名的犯罪、应否处以刑罚和应当处以何种刑罚等问题作出正确判断,从而才有可能正确适用刑法。相反,如果控辩不平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充分的维护合法权益的诉讼权利和行使权利的保障,法庭只听信控告方的指控,或者限制被告方辩护权的充分行使,法庭就难以真正查明案件事实,甚至可能误入歧途,发生冤案。以往刑事司法实践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已经反复证明了,只有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做到不偏不倚地、充分地为控辩双方提供必要的保障,要特别重视被告方的辩护,人民法院才有可能真正完成审判阶段的任务。从理论上和司法实践看,立法和司法中体现控辩平等越充分,审判质量和效率就越高,人权保障的效果也就越好。

  第三,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体现,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平正义的最重要内容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刑事司法公正。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最集中和最鲜明的反映是刑事审判公平、公正。刑事诉讼中,审判的结果是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作出的最终判决和裁定,直接关系到犯罪分子是否受到应有的惩罚,无罪的人是否不受刑事追究,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应有的维护。虽然影响这一诉讼阶段实现公平公正的因素多元,但其中立法和司法上控辩平等理念的有无和强弱程度,十分关键。因为这是执法者执法的依据。可以说,控辩平等理念,在相当程度上不仅决定法律规范的公平、公正程度,也决定了人民法院执行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公平、公正水平。人民法院审判公平、公正的程度,是我国社会公平正义和法治程度最明显的反映和最重要的体现。鉴于审判不公正不仅最容易导致人民丧失对法院的信任以及贬低法律的权威性,而且会大大降低国家应有的威信,从而严重影响社会安定,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与此同时,他在指出现在社会上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的现象时,明确指出存在司法不公,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此,《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的法律规范及其执行,尤其需要重视这一理念的贯彻,为社会公平正义添砖加瓦,使它的光辉无处不在,使它的光辉散发更多温暖。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要想实现审判公平、公正,在贯彻控辩双方平等理念的过程中,不仅执法机关需要对处于弱势的辩方权利的保障予以更多的重视,而且需要在立法和执法中切实体现。

  从根本上说,控辩平等在审判阶段能否最大限度地得到体现,不仅与本阶段法律赋予辩方的诉讼权利和行使的保障是否得到与控方一视同仁的对待息息相关,还与被告方在接受审判之前的各个诉讼阶段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权利行使的保障是否充分息息相关。这是因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是历经立案机关审查、侦查机关侦查和人民检察院审查、补充侦查核实后的结果。这些国家专门机关都拥有相应的公权和行使的充分保障,从而能够为提起公诉和支持公诉做充分准备。被告方,要想在审判阶段真正能够通过行使该阶段法定权利充分维护其合法权益,仅仅依靠现行法律中被起诉后获知的指控材料、提供的时限等保障显然不够。这需要在立法上对于此前的立案、侦查和审查起诉各个诉讼阶段,为犯罪嫌疑人及其依法委托的律师或者其他辩护人配置充分诉讼权利和提供充分行使的保障。只有这样,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才可能针对指控犯罪事实和证据,进行比较充分、有力的反驳和辩护,法院才有可能通过认真听取正反不同方面的陈述和证明,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进而对指控犯罪事实、证据真伪和证明力作出正确判断。因此,刑事诉讼中,控辩平等的理念,不仅应当和需要充分体现在审判阶段,而且应当和需要充分体现在其他各诉讼阶段。

  二、法律监督与控辩平等的关系及实现的途径

  法律监督和控辩平等之间有无关系?如果有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关系?这是学界和实务部门关注的问题之一,并且也有人从某个角度做过探讨。对此问题,笔者认为,法律监督与控辩平等,它们各有自己的含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在刑事诉讼中,两者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两者之间是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

  这主要缘于《刑事诉讼法》总则和分则的有关规定。

  首先,缘于《刑事诉讼法》总则第8条的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诉讼原则。依照该规定,无疑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是否合法在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范围之内。人民法院审判是否合法,也包括其是否正确执行体现控辩平等的有关法律规定。

  其次,缘于《刑事诉讼法》分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法院第一审和第二审的判决、裁定是否合法实施监督。如该法第169条指出:“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这样,人民法院对于公诉案件以普通程序审理是否合法必须接受人民检察院监督。与此同时,该法的第151条、第155条至第157条和第160条,这些体现控辩平等理念法条的执行情况,都是法定受人民检察院监督的内容。人民检察院一旦发现人民法院审判活动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有权提出纠正意见。这种直接监督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审判和及时纠正违法行为的作用,对于体现控辩平等是最有力的法律保障。又如,该法第181条、第182条和第185条等条款中,分别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在法定期限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依法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第186条、第187条等条款,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案件进行审理应当履行的程序和应当遵守的要求。从此类规定不难看出,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审判的全过程是否合法,人民检察院均承担监督职责。

  关于如何更好地实现控辩平等问题,笔者认为,需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第一,需要认真查明有关法律规范中,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保障实现控辩平等的规定还存在的不足,并且在完善《刑事诉讼法》过程中予以全面弥补。在此前提下,再行完善其它有关的法律法规,有助于避免发生《律师法》先于《刑事诉讼法》完善有关控辩平等的保障,但却遇到难以实施的尴尬情况发生。

  在《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控辩平等的规定还存在不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人民检察院这方面作用的切实发挥。如关于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第一审以普通程序审判公诉案件进行法律监督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没有任何实施保障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法律监督完全被人民法院置于庭审之后。被告方的诉讼权利即使被法庭违法剥夺,也难以及时得到纠正。要解决好这方面的不足,《刑事诉讼法》不仅应当赋予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同步监督权,而且还需要具体规定人民法院接受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审判活动全过程是否合法实施监督的程序保障。

  鉴于审判阶段控辩平等实施的好坏,与此前各诉讼阶段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为了确保控辩平等的实现,还需要完善《刑事诉讼法》中案件被移送人民法院审判之前的各个诉讼阶段的有关规定,或者可以说,案件一经被纳入刑事诉讼,法律就应当并需要确立保障控辩平等的规范,其中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各个诉讼阶段专门机关的职权、职责和保障程序,与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各自的诉讼权利、义务和保障之间公权和私权的平衡、控辩双方的平等,为审判阶段实现公平、公正奠定坚实基础和提供前提保障。

  第二,大力提高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的素质。固然、,由于法律是执法者履行职责的依据,所以保障控辩平等的实现需要不断完善有关规范,但是,仅仅有完善、科学的法律规范是不够的。这是由于法律规范是纸上的东西,只有不折不扣地履行,才能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刑事司法公平、公正而言,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的思想政治、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体现控辩平等法律规定实施的效果。就刑事审判阶段而言,人民法院是刑事审判全程的主宰,拥有主持、指挥庭审、决定审判进程、对案件作出最终处理的权力和保障。审判人员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某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有些审判人员认为人民检察院起诉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是经过此前多个诉讼阶段审查、核实的,人民检察院不是当事人,与作为当事人的被害人不同,与被告人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是代表国家进行控告,因此,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轻视、甚至忽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行使法定诉讼权利。审判实践中,还存在着司法腐败问题。因此,在完善《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同时,需要大力提高办案人员的素质,特别是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不仅要牢固地树立依法办案观念,充分地认识控辩平等与实现司法公正的关系,还要自觉严格地执行有关监督和被监督的规定。这样,审判阶段控辩平等的法律规范就能真正发挥作用。

  由于任何诉讼阶段办案人员关于控辩平等重要意义、价值的认识和执行有关规定的程度,特别是人民检察院在这方面实施法律监督的力度,直接关系司法公平、公正实现的程度,由于法定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负有这项专门职责,因此,这种保障作用的力度是其他任何举措所不及的。这就决定了人民检察院实施法律监督越充分、越具有可操作性,控辩平等的法律规范的实施就越有保障。

  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既承担公诉职责,又承担法律监督职责,尽管不同于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关系,但就起诉与被起诉而言,两者是对立的,处于相互博弈地位。法庭上,控辩双方针锋相对,对人民法院侵害被告方合法权益的行为难以关注,因此,人民检察院不宜承担法律监督职责。笔者认为,这里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人民检察院不是诉讼当事人,本身既要承担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也要维护包括被告人在内的当事人双方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某些不尽人意的问题,往往是具体执行者本身的问题所导致。二是在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实施法律监督的对象是人民法院,监督的范围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是否合法。人民法院是否确保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合法权利及其行使得到法定保障,正是监督的重要内容。因此,人民检察院承担这样的职责和拥有这种职权,不仅有助于促使人民法院提高依法审判和保障本阶段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法定权利行使的自觉性,而且一旦人民法院实施了违法行为,人民检察院有权要求其纠正。但是,不可否认,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法院第一审开庭审判过程中的这种双重职责和任务由同一公诉人承担,容易导致法律监督被忽视,或者难以顾及。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检察机关内部机构的设置、职责的分工等方面,都积极不断地进行完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这种监督作用,但是,《刑事诉讼法》对于庭审阶段如何实施法律监督没有规定相应的保障条款,从而影响了人民检察院在这一诉讼阶段保障控辩平等的作用。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方面的不足?笔者认为,一方面人民检察院有必要在机构设置、人员的配置方面进一步细化分工,使公诉和实施法律监督分别由专门人员承担。另一方面,在立法上应当对人民检察院实施法律监督和人民法院接受监督的途径、程序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这样才能即便于人民检察院出庭支持公诉,而又能够充分发挥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作用,从而使体现控辩平等的法律规定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处于弱势的状况才会得到进一步改善,审判公平公正度才能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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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玉忠

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到检察机关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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