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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的构建

2012/7/26
 近年来,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趋于多元化,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某些领域具体机制的变革,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更深层次的矛盾将会随之变的愈加明显和尖锐。2008年以来贵州瓮安事件、深圳袭警事件、甘肃陇南拆迁事件等恶性群体事件的频发,凸显了群众维权意识重于守法意识的现实状态。我国1996年以来的以“国家—被告人”关系为中心刑事诉讼司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刑事被害人的权益。笔者认为,现代司法追求的目标在于“既保护犯罪人权益,又保护被害人权益”的均衡司法、和谐司法。如果不能有效的保障被害人权益、维护司法公正,那么刑事司法就会游离于民众之外而失去信赖基础。刑事被害人检察环节救助制度的建立,能够在检察环节搭建民意表达平台,缓和社会矛盾的紧张对立情绪,是检察机关在群众维权意识重于守法意识状态下检察职能充分发挥的调整与适应,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现实意义。

  一、检察环节刑事被害人救助法理基础与依据

  国家责任论认为,从刑罚权行使的角度出发,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是国家的一种责任。由于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惩罚犯罪的权力,一般不允许公民携带武器防备犯罪袭击,私人追诉犯罪的活动也被禁止,这使得被害人保护自己变的非常困难。也正如卢梭所认为的,人们必须“寻找一种结合形式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这种结合的形式即为国家。”[1]公民个人依契约将自己的权利交给国家来行使,并形成国家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预期,国家应保证这种预期不受破坏,政府对每个公民的命运有一视同仁的抽象责任。[2]另外,国家对犯罪人科处罚金或自由刑,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犯罪人向被害人赔偿损失的能力。基于公权力保护私权利的义务,国家应该负起保护公民安全和弥补被害人损失的责任。同时,依照公民与国家之间订立的不成文的契约,公民把追究犯罪的权利交给政府以换取政府的保护,而无辜被害人的存在说明政府没有遵守承诺,违反了契约。所以,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使其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是政府的义务,国家应当对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给予补偿。[3]由此不难得出作者主张国家责任论为检察环节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构建的理由。

  被害人获得物质补偿或救助的权利,虽然在我国宪法中没有直接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救济的条款体现,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家缺乏刑事被害人保护的宪政基础。我国《宪法》第13条、第37条、第45条分别规定了公民的物质、人身和受帮助的整体权利。也就是说,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自然包括刑事被害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蕴含了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4]

  我国《刑法》第2条规定,刑法具有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的任务,体现了保护合法权益是刑法的目的之一。《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刑事诉讼法》第1条规定,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是准确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作者认为此处的人权更应当注重对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保护。第77条第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139条规定,检察机关在对案件作出处理决定之前,应认真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二、检察环节构建的模式选择

  (一)理念与基本原则

  生活紧迫急需原则。国家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是为了帮助他们度过因遭受犯罪行为而造成的暂时性生活困境,这种救助是暂时的、有限的、救急性质的,而不是长期的、全面的、固定的,司法机关对此不应也不宜承担过多的责任。正如有学者指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的正常生活,在当前阶段除了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外,国家更应大力发展健康保险事业和医保体系,使公民的生活获得根本性保障,而不只是依赖临时性的救济。”

  效率原则。效率原则也可以称作及时性原则,波斯纳曾宣称:“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的说来就是效益。”在对被害人进行救助时,应当及时予以救助,使其尽快摆脱不利境地,久拖不决必将使被害人承受持久的伤害,及时救助可使被害人早日回归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稳定正常的社会秩序。只要刑事被害事实清楚,被害人提出救助请求,救助机关就应当及时地将救助付诸实践。

  随案管辖原则。该原则依据于笔者主张的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具体机制架构,作者主张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按照由政法委员会为主导,公检法各环节共同参与的机制运行模式。因此,对于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应确认随案管辖,公检法各负其责,各司其职。

  (二)管理、决定机关与救助对象

  1.管理、决定机关

  从国外的相关立法情况来看,审议被害人国家救助的机构有三类:一是在法院内部设立;二是在检察机关设立;三是设立专门的负责机构。[5]我国学者的论述表明,除上述几种方式外,还有以下几种主张:有学者认为应由司法行政部门主导[6];有的学者认为应由民政机关主导[7];有的学者认为多机关共同主导[8]

  笔者基于检察环节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依赖于国家责任说的理论基础,主张我国应建立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模式为:各级党委政法委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专门机构,负责审批办案机关提出的救助意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设立或明确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专门办公室,负责本部门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受理、申报、救助金发放等具体工作。主要理由是:

  一是如前所述,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对于他们的救助不是那个部门或者那级政府的责任,而是国家的一项必要义务。因而,对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救助主体只能是国家,司法机关只能是其辅助机关。目前司法机关实践中公检法为主体,各自根据工作职责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不妥的。

  二是这种模式符合我国司法管理体制的特点。在我国,管理司法机关的实际角色为各级政法委员会,政法委作为一个信息枢纽和综合协调管理部门,掌控着各地区、各部门的司法工作开展情况,将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管理、决定机关设置在政法委,可以有效协调各个司法环节的救助。同时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很多地方的政法委都在其中发挥了领导或者指导作用。

  2.救助对象

  关于救助的对象,大多数国家限定为被害人本人及其近亲属,我国学界的观点主要有:多数学者主张将救助对象限定为受暴力侵害的受害人。[9]有的认为救助对象不应考虑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也不应该追问被害人是身体损害还是财产损害,只要是被害人或者依靠被害人生活的人陷人生活困境就应该列为补偿的对象[10];有的认为救助对象是被害人本人及其抚养的人,且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无法得到其他补偿,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被害人不承担责任,与司法机关合作等[11];有学者认为检察环节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须以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对不批捕或不起诉为前提。[12]

  笔者不赞同检察环节的刑事被害人救助以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做出不批捕或不起诉决定为前提。诚然,因为检察机关的不捕不诉决定在法律上排除了犯罪嫌疑人的存在,致使没有加害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他们的权益确实需要在检察环节以救助的形式得到保障和体现,但作者认为,不能死板的限制刑事被害人提出救助的阶段,只要刑事案件进入到检察环节,就可以在检察环节提出救助申请,根据随案管辖原则由检察机关负责受理。

  虽然大多数国家将救助对象限定为暴力犯罪的被害人,但并不能当然的将一些非暴力犯罪的被害人排除在救助制度之外。有些非暴力犯罪、甚至过失犯罪给被害人带来的生活生存危机也很多,比如交通肇事,尤其在农村造成被害人的生存危机更大。因此,作者主张检察环节救助对象不应问犯罪人的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也不应问被害人是身体损害还是财产损害,而应当以被害人及依靠其生活的人陷入生活困境为必要条件。只要是因为遭受刑事犯罪导致生活困难又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的,都可申请救助。同时,应体现司法的平等保护理念,在刑事司法救助制度中祛除被害人户籍所在地的限制。被害人在什么地方遇害,就享有向当地检察机关申请救助的权利。

  3.救助方式

  笔者认为,刑事被害人救助应以资金救助为主,兼以其他能够化解刑事被害人困境的多种方式为辅的综合救助方式。具体可以表述为:(1)追偿损失。检察机关通过法律程序为受害人追偿损失。(2)生活援助。检察机关给予遭受犯罪生活陷入困境的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庭一次性物质救助(主要为现金形式),确保其基本生活。(3)就业援助。检察机关协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刑事受害家庭中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且符合条件的无业、失业人员,保障其参与免费就业培训、职业介绍等服务,帮助其实现就业、再就业。(4)教育救助。检察机关协调教育机构,使刑事受害人子女可享受针对特困人群教育救助政策所规定的优惠待遇。(5)结对帮扶。检察机关与刑事受害家庭实行一对一结对帮扶,着重帮助刑事受害人及近亲属的实际困难,实施生活援助。

  4.救助资金来源与救助标准

  救助资金来源应以国家财政拨付为主,实行省、市、县(市、区)分级筹集,分级管理,分级发放。但单纯的公共资金是无法保证救助实际需要的,应尝试在此基础上设立基金模式实行多渠道筹集,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专项资金,及时有效保障了救助资金的来源,专款专用。

  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标准不能绝对统一。刑事被害人所处的地区各有差异,所遭遇的侵害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所需要救助的数额和方式也会存在不同,如果过分的追求表面的平等,有可能会造成实质的不平等。救助标准应根据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生活地的最低生活保障为基准,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或其近亲属造成的实际损失,被害人对案件发生的过错情况,被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及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生活实际困难等因素进行确定。作者建议具体救助金额以案件管辖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一般在6个月至24个月的总额之间确定。特殊情况需要增加的,最高不超过36个月的总额。

  5.救助程序

  笔者认为,应当建立方便、快捷的国家救助程序,使符合条件的刑事被害人都能得到正确、及时的救助。检察环节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程序具体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告知。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在做出处理决定时,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有申请国家救助的权利。

  申请。刑事被害人应当向被申请检察机关提交以下材料:(1)刑事案件受害人救助申请;(2)本人身份证及证实与被害人关系的证明文件;(3)当地乡镇(街道办事处)以上人民政府或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生活困难的证明材料或医院出具的急需救治的证明材料。

  审查与决定。检察机关将刑事被害人提交的上述材料及时转送政法委管理机构审查审批,政法委专门机构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以及相关证明材料在一定期限内及时审核,审核方式可以采取实地调查、走访等方式进行,对符合条件的做出予以救助的决定,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做出不予救助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执行。政法委专门管理机构做出予以救助的决定后,将救助资金同时转入检察机关专门账户,由其负责支付给刑事被害救助申请人。

  同时,笔者建议,在刑事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应同时收集符合救助条件的刑事受害人的相关证明材料,送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管理机构备案,以备及时使用。

  6.公开与监督

  错误救助的纠偏。各国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都规定了错误救助情况下受益人的救助金返还义务。我们应当借鉴这一规定。导致刑事被害人救助出现错误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而:一是救助的建议和决定机关错误给予救助;二是不应当获得救助的人以不正当方法获得救助。检察机关发现错误救助的情形后,及时向政法委相关管理机构报告,要求被救助的刑事被害人返还救助资金,并要求追究以不正当方法获得救助者的相关责任。

  救助资金返还。刑事被害人获得检察机关救助后,犯罪行为人又给予刑事被害人足额的赔偿或刑事被害人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足额的补偿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救助金理应由刑事被害人返还国家。因国家救助金是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是公益性质,在刑事被害人获取足额补偿的情况下应返还国家以用于其他生活贫困的刑事被害人。[13]

  救助公开与资金监管。一是将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情况定期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二是纳入审计部门审计的范围,定期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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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玉忠

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到检察机关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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